解读辛弃疾与滁州

乾道八年（1172）春，32岁的辛弃疾，由都城临安（杭州）掌管粮食积储及京官禄米供应等事务机构的重要僚属———司农寺主簿，调任至饱受战争灾祸的淮南前线重镇滁州为知州，到淳熙元年（1174）春，辛弃疾离开滁州，任江东（南京）安抚司参议官，在滁州两整年的任上，辛弃疾振奋而有作为，做了许多实事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；还修建了一座供居民登高游览的奠枕楼，留有《声声慢·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·和李清宇韵》、《木兰花慢·滁州送范》等优秀词作；在琅琊山上，泼墨题字，命人勒石，遗一方摩崖石刻。
　　征埃成阵，行客相逢，都道幻出层楼。指点檐牙高处，浪涌云浮。今年太平万里，罢长淮、千骑临秋。凭栏望：有东南佳气，西北神州。
　　千古怀嵩人去，还笑我、身在楚尾吴头。看取弓刀陌上，车马如流。从今赏心乐事，剩安排、酒令诗筹。华胥梦，愿年年、人似旧游。
　　———《声声慢·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·和李清宇韵》
　　上面的词是辛弃疾作于知滁州的任上，登楼有感，词人视野高远，胸襟磊落，抒情赋志，跌宕起伏。开端正面赋楼，楼高入云，气势飞动。楼上远望，念念不能忘却的，仍是北方沦陷于金人的土地，忧国之心时时在心头。遂着眼现实，展现未来，由忧返喜。
　　滁州在两淮之间，为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冲，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政治、军事重镇。它的两侧是淮西重镇庐州，淮东重镇楚州、扬州。金人南侵，曾多次攻占滁州。滁州市志记载：“建炎四年（1130）十月，金兵进袭滁州。十一月滁州沦陷。十二月，金兵退出滁州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九月，金将萧琦攻滁州，守臣陆廉弃城而逃，滁州被金兵占领后退走。隆兴二年（1164）十一月，金兵攻陷滁州后又退走。”辛弃疾在两年前被宋孝宗召见后，曾向孝宗赵进奏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》和《议练民兵守淮疏》，《美芹十论》中也有《守淮》一篇论述。显然，他对两淮的军事形势，是有过深切的注意和研究的。他在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》中指出：“虏骑之来也，常先以精骑由濠梁破滁州，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；其去也，唯滁之兵为最后。由此观之，自古及今，南兵之守淮，北兵之攻淮，未尝不先以精兵断其中也。”因此，他建议“当取淮之地而三分之，建为三大镇，择沈鸷有谋，文武兼备之人，假以岁月、宽其绳墨以守之，而居中者得节制东西三镇。”在《议练民兵守淮疏》中，建议武装当地居民，建设民兵队伍，实行兵农合一的作法，“且使两淮之民仓卒之际不致流离奔窜，徒转徙沟壑就毙而己也。”
　　濒临淮水前线的滁州，既缺乏安全保障，多次遭受战争的破坏。从乾道四年（1168）以来，又连续遭到水旱灾荒。到处是人烟冷落，一片荒凉萧条。辛弃疾由京城调到滁州这样的地方，有人以为他受了委屈。他自己却认为这正是独当一面，实施其政治抱负的一个好机会。
　　“隆兴和议”虽然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，但毕竟是不平等和议，锐意恢复的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。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，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“采石之战”的虞允文。乾道五年（1169）将虞允文升任右相兼枢密使。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、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，因而乾道八年（1172）九月，虞允文以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，封雍国公。此前一年，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待卫马军司移屯建康（南京），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。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辛弃疾来到滁州任上。
　　到任以后，他立即以勇往直前，果决明快的作风，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积极措施。首先，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，让人们有吃有穿。百姓历年积欠的租赋共钱五千八百贯，他请求朝廷给予全数豁免。还减免了商贩业税额十分之七。其次，是招抚流亡，安定民生。对逃荒流亡的居民，租给土地、贷给钱粮，修建房屋；分给流民土地、农具、牧畜、种粮，鼓励他们在滁州安家落户，平时农耕，农闲之时则编练民兵，练兵习武；很快，滁州的人口逐渐增加，生活恢复了。第三，恢复城市的商业建设。辛弃疾组织民工烧造砖瓦，砍伐木材，雇用工匠，在乱草纵横的街道上，建筑起商铺、客店、酒馆，以便行旅。恢复了交易市场，取名繁雄馆。第四，建造了一座寓义深刻的奠枕楼。这一年恰值夏麦丰收，短短的半年之内，滁州过去荒陋的面貌大为改观。他选择城西一块佳地修建了一座高楼，取名为“奠枕楼”，为居民登临游览的场所。